老祖母杨二姊已经年近七旬，依旧勤勤恳恳，兢兢业业，日复一日地忙碌，像信仰坚定从不玩忽职守的士兵。她除去中午拿个荞麦枕头，斜靠在炕上展展腰——“丢个盹儿”以外，从五明头起来到“阳婆”落山，一天双脚不离地。打量“阳婆”照下的树影长短是她计量时间的方式，每段时间都被她安排得满满当当。她永远都在做事，不给自己留空歇，不知道她会不会想念逝去已久的父母，想念她那嫁人不久就莫名其妙死去的大姐，想念当兵后再也没回来的弟弟们，想念她接连夭折的孩儿们……或许思念让她筋疲力尽，干脆用繁忙排挤掉那些伤神的事情。张平平会寻着那双利落的小脚和她身上好闻的味道追进追出，奶奶杨二姊身上有股让她痴迷的乳香味儿，大概是让动物幼崽追寻到母乳的那种味道。
这一日下午，奶奶杨二姊正低头踩着缝纫机，镶着一只金属彩蝶的黑色机头发出快速而均匀地“噔噔噔噔”，她是位熟练的缝纫工。刚好，奶奶的嘴闲着，张平平扔下手中摆弄的一摞纸烟盒，搬来只四条腿儿的木头板凳凑在她跟前，这大孙女的话题总是说来就来。
“奶，你再跟我倒啦到啦日本人的事儿……你见过日本人哇？”杨二姊右手转着缝纫机滚轮，左手往前缓慢地推送着剪裁好的布料，为防止错位她先用粗针脚缭住，双脚均匀地踩着缝纫机脚踏板，目不转睛地盯着走线的位置，嘴还不能停。“来了咋能没见过了……都见过……”“那你不怕？”她突然停下脚踏板，起身转到里屋，从怀里掏出钥匙，打开跟随她多年的老榆木柜箱，从里面翻出一张泛黄的黑白半身照，递给张平平。这是张平平第一次看见年轻时的杨二姊，她接过来这张有点泛黄褪色的照片，反复端详好久。这不是奶奶！这是一位只比自己大几岁的青春年少的姑娘！
那位姑娘上半身出现在镜头中，身背后是一张竖向打褶的幕布，像是专门为照相临时拉起来的，对焦有点模糊。姑娘的头发被梳得油亮油亮的，一丝不乱，从中间分出一条显眼的白缝，其余的头发在脑后，看不到束发的样式。她的前额还仔细地挑出几缕细发整齐地垂在眼前，这一定是她自己梳的头发。杨二姊是位极其心细手巧的女人，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这样的精致，譬如张平平，比她的奶奶马虎多了，她就从不会一缕一缕地把头发挑出来，而是一把缯住，任凭碎发散落在额前。照片中的姑娘，五官紧崩，表情略微呆滞，眼睛没有现在那么三角，虽然曝光有点过，仍能看出她面容清丽。张平平像拿着遥远星空传递来的宝物一样，正反两面摆弄这珍贵却内容简单的黄白照片，想努力从简单里寻挖掘出复杂的线索。奶奶坐下来，拿起刚才的半成品，剪掉连在中间的虚线头，继续“噔噔噔噔”。她再次转动滚轮时，淡淡地向孙女补上一句：“载就是日本人在的时候给照的，让办良民证。”
“日本人来的时候，你们家人干甚了？”
“大弟弟早年参加红军走啦，后来咋地啦，甚也不知道……谁知道了，可能是死了他了。二弟弟学他，也闹整地要当兵，说是让日本人抓住弄死啦……”她叙述惨痛过往时的那种平淡，让年幼的张平平觉得纳闷，亲人死去对她而言，似乎并不是什么不平常的事情，有些瞬间觉得她的神情近乎冷漠。
“日本人，哼，日本人灰了！把那人活埋在地里头，一会儿就‘砰’地一声，憋炸啦。”“……有天晚上，我老娘娘家里头闯进一群日本人，两个中国人给领进来的，把那么长，明晃晃的刺刀杵在我老娘娘眼跟前，问她：‘你们说，日本人，中国人，谁好？’把我老娘娘吓得，腿抖得就跟筛糠，她用手划拉他们，‘就咱们好，就咱们好！’”杨二姊说起这些事情时，情绪稍微有些激动，啥都想知道的张平平不懂她的难过与平淡，总是反复地向她索取。“就乃样也不行，那帮灰人，把我老娘娘的两个小子拉出去活埋啦。”
当年准格尔旗杨家的姊妹兄弟自年少离散后，再难相聚。几十年前，杨二姊的大姐没等上杨家大儿子，父母把她嫁给别人，听说结婚不久就死了。三妹妹尽管嫁得不远，也在河南，离托克托县只隔着几百里地，可对姊妹们而言，却恍如隔世。交通不便，世道不安，没人愿意带上她们这样的小脚女人出门，更别说到几百里外的地方行走。各自嫁人后，姐妹们只有通过侄儿外甥们捎带的口信，才能知道彼此的些许情况，但往往都是滞后的。解放后，三妹妹从河南来看望过一次二姐姐，与她留下张合影，就再没有来过。姐妹几个唯独四妹妹生活最不受束缚，嫁得最幸福，人生最自由快乐。她是张平平与弟弟妹妹见的最多的杨家亲戚，他们管她叫四姨姥。这个老太太好像与她的二姐姐不是从同一个年代来的人，像是来人间游玩的仙女，每次出现都自带光芒。
可四妹妹的光芒没有感染杨二姊，世界上的光芒好像不属于她，她活得像一只谨小慎微的绵羊，一边吃草一边竖起耳朵警惕着不期而遇的凶险。她听得多，说的少，平时没有什么事情，就不跟人多过话，只顾埋头做事，她不明白的更不会说，而她不明白的确实也太多。绵羊是草原上最温顺的动物，它从不反抗，即便被四蹄捆绑，刀子划进胸口，戳破心脏，也只是闷叫一声倒下。
当一个人被封锁在世界外围时，那个世界就是神秘可怕的，杨二姊也想过突破。解放后，杨二姊报名参加扫盲班，她想了解外面那个巨大陌生的世界。她学习认真勤奋，像她平时干活一样，可张世良怕他的女人识字以后不好管束，硬是软硬兼施地把她拉回去。街道帮助职工家属解决就业，她报名到宾馆当临时工。在分配给自己的岗位上，杨二姊积极表现，别人七点去，她就六点去，别人七点下班，她就八点下。她把房间打扫地一尘不染，床单被单换洗得干干净净，她不敢多说一句话，只是埋头实干。宾馆的同事们忍不住地劝她：“杨姐，你快歇一歇哇，不用那么仔细，管干净了。”一年后，宾馆领导要把她转成正式国营职工，那样她就也变成公家人，有自己的工作和工资。这对张世良是很大的威胁，他跑去跟宾馆的领导说杨二姊身体不好，不能长期上班，让领导还是考虑把机会给别人吧，省得给国家添麻烦。又跟杨二姊说宾馆的领导他打听过，一直就不是个好东西，胡搞男女事情。“宾馆房间那么多，他把你堵在里面干坏事，你能对付得了人家？”把她吓得再不敢去。七几年的时候，生产资料站响应国家号召创办家属厂，五十多岁的杨二姊勤勤恳恳地踩着她的小脚在家属厂里工作三年多。为得上先进标兵的奖状，每天中午跑回来做完饭，自已顾不上吃，拿个馒头就往厂里跑。她的吃苦耐劳和做事本分照样得到大伙的认可，而这时媳妇蔡玉梅开始生孩子，她离开家属厂，选择回家照顾孙子。最终，杨二姊也没有进入“公家”，成为“公家人”，只能终生倚赖着“公家人”张世良。
于是，她的认知就停留在原来的领域，紧守着她的一亩三分地。她无法理解外面日新月异的变化，听不懂新名词，搞不懂新政策，不知道年轻人都在忙什么。等着电视播完天气预报她就走了，不看《射雕英雄传》，不看《红楼梦》，不看《西游记》，不看《渴望》这些她从未见过的人和事，更不看说着中国话的《阿信》、《姿三四郎》。她完全不能明白，现在咋还演上日本人好了，日本还有好人？当她看到电视里有不可思议的画面，就会激动地说：“假的！假的！”她只看一种故事，跟日本人打仗，她认为电视上演的事情，就这是真的。
张平平和杨二姊，祖孙俩在杨二姊生命的后半场相遇，张平平起初在她心里曾是“不值钱”的闺女，可却做了她最好的陪伴。渐渐地，杨二姊不再把张平平当作“将来指不上的女娃”，她不再说“嫁出去的闺女，泼出去的水”，她有点接受现实的变化，接受自己的孙女不会永远离开家。
她们在一起的日子深深地刻画在张平平的记忆中。张平平越是年纪增长，越是能清晰地回忆起她，她好想念她，想给她好多东西：最想给她的是个安稳的世界，让她不再紧崩，能逗她开怀地笑，她梦想有朝一日带着她坐上飞机，让她看看地球到底是如何模样，省得给她说的时候她就是不信。她曾跟奶奶说，我长大以后要当大学生，去天安门，去世界各地，杨二姊并不知道她说的未来是什么样，却总是附和着她的憧憬。
余生，杨二姊把生命中所有情和爱毫无保留地交出去，彻彻底底地交给她的儿孙，没有留下一丝给自己。她不是没有自己的喜好，她钟爱节日里的烟花、八月十五盘子似的圆月、元宵节炫彩的灯会和正月里热闹的高跷。这是她生命中为数不多的华彩时分，尽管逢年过节才会有，她依然满怀期待。当她踩着一双畸形的小脚，抬头凝望那些在天空中绽放开的绚丽烟花时，必定进入超越现实的美丽幻象中。那一刻，她一定身轻如燕。